《中国边疆研究文库》系列丛书简介

添加时间:2016-04-22 来源:东北数媒  点击量: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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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近代稀见边疆名著点校及解题》为清朝、民国时期稀见边疆名著的选辑,以及对这些入选名著的标点与解题。

       以往人们探讨近代中国边疆问题,特别是考察近代中国士大夫与学者关注边疆事业,都以1840-1842年鸦片战争为标志性事件。故编选近代边疆名著的时限也以鸦片战争为界限,该战争之前为古代,之后为近代。

       但中国近世******统治者、士大夫与学者群体关注具有近代意义上的边界、边境与边疆事业,大致开始于18世纪后期,当时英国还没有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所以说,这种对边疆事业的关注并非像许多学者所主张的那样,是来自于鸦片战争对中国官民的刺激。我们认为,这种关注起初是与清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直接相关的,只是后来因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败于英国而激起了中国士大夫与学者的爱国之心,而这种爱国之心与此前的学术发展内在理路相结合,便促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边疆研究的高潮。因此,《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以下简称“文库初编”)选入的近代稀见边疆名著,并不局限于鸦片战争之后,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酌量从清朝中后期开始编选。

       就中国近世学风衍变而言,17世纪40年代明朝灭亡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明清易代对汉族学者的内心冲击巨大,他们纷纷反思明朝空疏的经学之风、“玄妙”的理学弊端,逐渐开始提倡实证-考据学风。关于明清两代学风之差异,日本江户时代著名学者太田锦城(1765~1825)有“得明人之书百卷,不如清人之书一卷”之叹。

      实际上,中国近世学者群体开始由经学—理学向实证—考据学的转变,在18世纪初期就已经基本完成了。到了18世纪后期,常州士大夫庄存与转向今文经学的研究,标志着以常州为中心的今文经学派的诞生。该学派后经庄氏外孙刘逢禄的躬身实践与提倡,对学界与政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该学派的显著特征是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谋求在儒学政治框架中注入变革的内容。因该学派倡导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崇尚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精神,故其学者不久便将这些入世学风、研究方法与学术精神投射到急需经世致用之学的边疆地区。18世纪后期,清帝国的开疆拓土事业进入高峰,这些都吸引了以经世致用为己任的常州今文经学家龚自珍、魏源等的关注。对于清帝国重返帕米尔高原一事,龚自珍特作一首七律——《汉朝儒生行》来表述自己的心情:“汉朝西海如郡县,葡萄天马年年见。匈奴左臂乌孙王,七译同来藁街宴。”[王佩铮编校:《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秋,大和卓木后裔张格尔(1790~1828年)入侵南疆[《清实录》第33册,《宣宗实录》卷4“嘉庆二十五年庚辰九月庚寅(七日)”所载谕旨,《清实录》第33册,1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时龚自珍刚出任内阁中书,于是马上撰就《西域置行省议》,提出在新疆设置行省,用郡县制替代伯克制,以期探寻出一个长治久安的方略。道光八年(1828年),张格尔兵败被诛。[ 魏源撰、韩锡铎、孙文良点校:《圣武记》卷5《道光重定回疆记》,188~1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翌年,龚自珍会试中试,朝考题目为《安边绥远疏》,[王佩铮编校:《龚自珍全集》,112~11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他趁机将其深思熟虑的屯田固边之策淋漓尽致地表述出来。

       道光五年(1825年),常州今文经学派中的另一位著名学者魏源[ 魏源(1794—1857年),名远达,字默深。]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邀请,编纂《皇朝经世文编》120卷。该书收集的文献为清中前期士大夫与学者的各种作品,规模浩大,对研究清代政治具有重要价值,为“当时对国内外现实问题进行研究的重要开端”[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167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831年前后,魏源撰写了《圣武记》。该书之特色在于系统地记述了清初到道光朝中期的历次重大战役,特别是翔实地记录了清朝开疆拓土的历次重大战役。

      从清朝中晚期以降,学者们开始关注与研究边疆问题,就常州今文经学派而言,其主要理由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该学派自身所具有的经世致用性格使然;二是内地人口膨胀,该学派主张向边疆移民;三是中华帝国重返帕米尔高原,激起了士大夫与学者的幽古之思与雄心壮志;四是清朝属国——浩罕内侵,以及张格尔叛乱等,引发了学者关注西域的热情。对此,美国学者艾尔曼一语中的:“客观主义与实证学风在中国的出现,不是19世纪帝国主义和鸦片贩子移植的突发性进步”[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2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的海疆处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门户洞开;陆疆处于俄、英殖民者的铁炮火枪射程之内,或被鲸吞,或被蚕食,边疆危机频仍。魏源依托其边疆问题的先行研究优势,立即作出反应。首先,他于1841年依据林则徐委托他人所辑的描述外国地理、风物与历史的《四洲志》,参以中国的历代史志,编纂了《海国图志》50卷,后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年)成为百卷本。其次,他于咸丰元年(1851年)开始纂修《元史新编》一书,两年后告竣。

      嗣后,从19世纪40年代初期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一百多年间,中外关系问题,特别是边疆问题,成为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有关边疆地区的历史、政治、地理环境、民族分布、经济、文化、惯习等问题的论著与调查报告等,可谓汗牛充栋。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这些作品不但是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而且具有很高的学理与学术价值,更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借鉴价值。

      为了给相关研究者与关注边疆问题的人们提供这方面的研究资料,我们特选一些清朝中后期及民国时代的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或学术价值的代表性作品,予以标点与适当注释,以供读者参考。


      促使我们动手编纂“文库初编”的缘由,主要是因为我国边疆及周边环境的变化,以及由此派生的研究与解决边疆问题的紧迫性。 我国从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政策至今,业已持续了三十五六年,所取得的成就堪称举世瞩目,此不赘言。但成就有时与麻烦相伴而生。近些年来,我国边疆的内侧与外部,都发生了剧烈变化。

      仅就中国内部陆疆环境而言,随着社会经济差异的扩大,以往潜在的诸多边疆问题日益表面化。在海疆领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于1982年通过,1994年生效。出于不同利益,周边各国对《公约》有不同解释,南海周边国家采用的有些手法则是避开《公约》原则精神,而抓住并利用《公约》某些具体条款,不顾历史事实,抢占海洋权益。近来,东海问题频现,中日钓鱼岛、中韩苏岩礁之争,经常牵涉着中国人的感情。尤其是南海局势更加复杂,我在南海的历史主权、现实主权和管辖权等都面临重大现实威胁。同时,南海周边国家也经常祭出一些海疆理论,在国际学界获得一定程度的共鸣。对此,我们不能用非学术性语言去应对,不能笼而统之予以简单地批判。从边疆学视角来看,廓清中国拥有海洋历史主权、现实管辖权、海洋权益的历史脉络与法理根据,为认识和处理现实海洋主权问题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已刻不容缓。

      就我国周边态势来说,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先是西方国家别有用心地鼓噪“中国威胁论”,而后传导到周边国家。现在的周边局势是,一些邻国利用我国以邻为善、以邻为友的政策,一边频出“中国威胁论”噪声,一边毫无顾忌地强占我海疆岛礁、霸占我陆疆领土。另外,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错综复杂,一言难尽。近代以前,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之间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藩属关系,直到19世纪末,这种“宗藩体系”才基本上瓦解。如何看待和界定历史上的彼此关系,不但都有一个“理顺”的问题,而且还有领土分割与文化传统的首发权等问题。值得关注的是,1949年以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经常变化,如20世纪50年代是“一边倒”,20世纪60年代是“反帝反修”,20世纪70年代是支援世界与邻国革命,20世纪80年代转向自主和平外交,今天则提出睦邻外交。短时期不断变化的周边政策,邻国难免会产生不安感,但我国现在真诚地实施睦邻友好政策是有目共睹的。无奈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些邻国恰恰利用我们的善良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中国疆域是通过内地与边疆交互变更、边疆与藩属(部)互换角色的形式最终形成的。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在边疆地区普遍实施了与中国传统有所不同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与区域自治政策,并成立了自治区、自治州(盟)、自治县,这些政策与体制的制定根据与实施效果,直接影响着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而对这些政策与体制,特别是在边疆地区产生的效果的研究,是边疆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另一方面,随着周边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与经济的进步,这些国家都在积极用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编纂本国历史、建构本民族谱系。在此过程中,历史上曾经是中国藩部或属国(属部)的周边国家,都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与中国在历史问题上或领土问题上有所瓜葛。这些瓜葛的产生,莫不同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与中国古代疆域观、同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民族主义生成与领土变更等边疆学理论问题有关。现在看来,由于时势衍变,单靠从历史与地理的角度着眼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显然是力所不逮的,或者是无济于事的。另外,伴随着周边国家的先后独立,特别是受到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它们无一例外地都在构建本国“辉煌”的历史及本民族“伟大”的发展历程,希冀以此来树立国家与民族的自信,但以往长时间存在的所谓的“中华的世界秩序”是一个无法磨灭的痕迹,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心灵之坎,不否定它就难以建立名副其实的民族自信,否定它自然就会衍生出“中国威胁论”。所以,解开历史上曾经是中国藩部或属国、今天业已独立的周边国家的心理问题,单靠外交努力、自我表白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的。

      基于上述边疆内外情景,我们开始策划、编纂与出版本“文库初编”。其宗旨很明确,就是希冀通过析出晚清民国时代的代表性边疆研究作品,从先人那里汲取经验,从学术层面来解读一些紧要的边疆问题。我们拟探讨的边疆问题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国边疆省区占我国国土面积的60%以上,同时又是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等从古代开始就与中原等内地省份有着不同的特点。步入近代后,西方列强环伺边疆,边疆地区人民饱受被侵略及丧失家园的痛苦。另外,从古至今,由于特殊区位及诸多条件的限制,使我国大多数边疆地区在总体上处于欠发达状态。在这种条件下,如何在政治上进一步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维护边疆地区社会的稳定,如何在社会经济上加快边疆地区的发展、尽快改变边疆面貌、缩小边疆与内地的差距等,都是我们想适当地予以回答的问题。

      其次,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仍存在着一些显现或潜在的问题。譬如中俄、中朝与中印、中哈等国之间的国际河流航行及污染问题;中印之间存在着领土之争;中国与东南亚诸国及中日、中韩之间尚有领海、岛礁、大陆架及海洋专属经济区之争等。

      第三,西方国家对华实施文化与意识形态输入,周边一些国家对华进行宗教乃至于极端宗教渗透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边疆的安宁和稳定。

      第四,现在,海洋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生命线,我国日益向海洋大国迈进,海上国土已成为制约中华民族能否复兴的重要条件。在此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等等。

       “文库初编”共分为6卷,即综合卷、东北(辽吉黑三省)边疆卷、北部边疆卷、西北(甘新两省区)边疆卷、西南(藏滇桂三省)边疆卷、海疆卷。所收著作系近代学者撰写的有关边疆的专著、档案文献、笔记、调研报告等稀见边疆名著。本“文库初编”除了对这些著作予以标点与******限度的校勘之外,着重予以解读,以期便于读者了解原作者的学术生平、图书的内容与学术价值及影响。应该说,本“文库初编”对于我们深入了解近代边疆问题,探寻近代中国边疆与边界的演变,有着重大的意义。


      晚清民国时代,有关边疆及周边的各种文献汇编、资料整理、编辑与出版的成果已经非常丰富。如晚清时代有朱克敬辑的《边事汇钞》(12卷),《续钞》(8卷)、《柔远新书》(4卷)[ 清光绪六年长沙刊刻本。清光绪七年以后的内容大都收入《挹秀山房丛书》,长沙刊刻本。]、陈麟阁编辑的《历代筹边略》[ 四川广安州学署刊本,清光绪二十三年,40册。]、金匮浦编的《皇朝藩属舆地丛书》(6集28种)[ 上海,上海书局,清光绪二十九年。]、胡思敬编的《问影楼舆地丛书》(10册15种)[ 江西新昌胡氏京师活字本,清光绪三十四年。]等。到了民国时期更是层出不穷,如赵藩、陈荣昌编的《云南丛书》(152种)[ 昆明:云南图书博物馆刊印,编印始于1914年,1942年停版。计有《云南丛书初编》152种、1148卷,《云南丛书二编》53种、254卷。]、丁谦撰的《蓬莱轩地理学丛书》(28册)[ 杭州,浙江图书馆刻本,民国四年。]、金毓黻编的《辽海丛书》(87种)[ 沈阳排印本,1933-1936年。]、禹贡学会辑的《边疆丛书甲集》(6种)[ 北平,禹贡学会铅印本,1937年。]等。还有一部值得一提的丛书是王锡祺撰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上海著易堂铅印本,光绪十七年。]。该丛书共64卷,收书多达1348种,选书范围广泛,既有专书、地志,也有清人笔记、札记,还有各种传抄本、稿本、亡佚文献等,保存了有清一代珍贵的、相对完整的舆地资料。

      晚清民国时代还翻译了许多外国学者或机构研究中国边疆的文献,如 (日)重野安绎、河田罴撰的《支那疆域沿革略说》[ 武昌,舆地学会刻本,晚清刻本。]、英国海军海图官局编著、[清]陈寿彭译的《中国江海险要图志》[ 上海,经世文社石印本,清光绪二十六年。]、(英)金约翰撰的《海道图说》[上海,上海书局石印本,清光绪二十二年]等。

      另外,适应地理学与边疆研究的需要,晚清民国时代还成立了许多专业学会。如成立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的中国地学会,由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水利学家及历史与教育学家组成,著名的学者有张相文、白眉初、黄国璋、丁文江、翁文灏、蔡元培、陈垣、张星烺、聂崇岐、张伯苓等。正式成立于1936年的禹贡学会,由顾颉刚和谭其骧发起,刘节、黄文弼、于省吾、钱穆、唐兰、洪业、张国淦、顾廷龙、朱士嘉、韩儒林、翁独健、吴丰培、苏秉琦、侯仁之等著名学者参加。这些学会既出版杂志,又发行图书,以传播相关知识与学术,如中国地学会曾主编《地学丛书》[ 天津,中国地学会铅印本,张相文编,民国二十四年。]等。

      关于边疆档案文献的编辑与出版,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先后编印了《筹办夷务始末》[ 又称《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北平:北平故宫博物院,1929-1930年影印出版,260卷,130册。]《清嘉庆朝外交史料》[北平,北平故宫博物院铅印本,6卷,6册,民国二十一年。]《清道光朝外交史料》[北平,北平故宫博物院铅印本,4卷,4册,民国十九年。]《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北平,北平故宫博物院刊行,民国二十一年。]《清宣统朝中日交涉史料》[北平,北平故宫博物院刊行,民国二十三年。]《清光绪初中日交涉史料》[北平,北平故宫博物院铅印本,88卷,44册,民国二十一年。]《故宫俄文史料》[北平,北平故宫博物院刊行,民国二十二年。]等。另有蒋廷黻的《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上下卷)[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上卷,民国二十年;下卷,民国二十三年。]、于能模等:《中外条约汇编》[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1册,民国二十四年。]、王纪元:《不平等条约史》[上海,亚细亚书局铅印本,1册,民国二十四年。]等。

      另外,边疆地域的地方志与乡土志,基本上省、府、县志均齐备,可谓汗牛充栋。如沿海地区的省志有[清]孙尔准等修纂的(道光)《重纂福建通志》[ 福州,正谊书院刻本,278卷首7卷,清同治十年。]、李厚基等修纂的(民国)《福建通志》[ 福州刻本,正文611卷、100册,1938年。]等,沿海地区的府志有[清]李琬等修纂的(乾隆)《温州府志》[ 温州刻本,[清]李琬修、[清]齐召南等纂,30卷首1卷,清同治五年。]等,恕在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者对晚清民国时期有关边疆研究方面的各类论著、游记、笔记、档案文献等予以整理,或标点或影印出版。卷轶浩大,此不赘述。

      本“文库初编”的主要特点在于遴选典籍范围、入选标准与同类出版物有所区别。同时,对入选各书均予以解题。

      关于本文库收入典籍范围、入选标准,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入选图书应是在近代产生过重要社会影响或有较高学术价值者,图书首次出版时间的上限截止到清朝中期;

      其次,尽可能选择存世量不多且后来没有再版者。如果已经再版,则选择再版次数极少、印数很少的图书;

      第三,按照东北(辽、吉、黑)边疆、北疆(内、外蒙古)、西北边疆(新、陇)、西南(藏、滇、桂)、海疆五个方向选书。

      关于各书的解题,我们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评介作者的家世、生平履历、学术经历及学术贡献、社会贡献等;

      (2)论述图书的撰写背景、内容与结构等;

      (3)阐述各书的学术价值,如创始性、突破性及知识性、信息储存价值、文化传承、史料价值等;

      (4)考察各书的学术影响及社会影响,特别是对今日边界谈判与解决领土争端的作用、对今日人们认识与了解当时社会状态的价值等问题;

      (5)探讨各书在边疆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如创建学科、开拓研究体例、转变研究视野、增加研究对象等事宜。


      本“文库初编”尽量选用入选典籍的******版本作底本,并以其他版本参校。为了便于更大范围的读者阅读,以简化字排印。在此基础上,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点校工作:

      (1)为了保持古籍原貌,对于原书中存在的一些明显的错误,如别字、讹误、脱漏等处,予以保留,但参考其他版本,在标点者认为错误之处加上脚注。

      (2)以往的古籍在排版时采用的是传统的竖排形式,此次重新出版采用了横排形式,为保持古籍原貌,我们对原书中的“如左”“如右”等字句未做相应的调整,一仍其旧。

      (3)为了方便阅读,凡是繁体字均改用简体字。但因清朝民国时期有的文字今天已不使用,没有现成的字可以替换,故仍然照录。

      (4)关于少数民族的称谓,有些能够用今天的民族名称替换,但为了保护典籍原貌、保持当时的写作形式,我们没有改正,只是加上了脚注予以说明。此举纯粹基于学术之考量,丝毫没有不尊重少数民族之意,特加说明。

      另外,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本《文库初编》系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如果没有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的大力支持,没有评审专家们的严格审查且慧眼识珠,本《文库初编》是很难这么顺利刊行的,乃至于根本无法刊行。在此,请允许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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